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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0 19:07:47,ag电子注册娱乐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已经结题。。曹彬教授。图/国新办网站。

  王一民: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很多网友会非常关心,一个药物有没有效果和安全性,这是两项重要的指标,在“有没有效果”方面,您用第1篇文章发现在体外的活性是非常良好的,而安全性的问题,虽然埃博拉病毒应用瑞德西韦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阳性结果,但至少您刚才提到的“安全性”。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能通过第二篇文章得到的结论。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现在也非常高兴告诉大家,我们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已经正式结题了。我们完成了199例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前瞻、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前几天,课题组把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结果向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汇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我们这项研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被国际社会,包括WHO所知晓。我们也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我国下一版的诊疗方案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王一民:很多一线医院的医生会说,自己在管理病人的时候,患者病情的变化导致抉择困难,到底该加什么药物、减什么药物?做决策时,他希望有临床研究能回答这些问题。但现在的临床研究都没有涉及到这些特别特别细节的临床问题,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

  推荐阅读:王一民:这次《阻击新冠 权威在线》的专题,请您来讲关于“新药”中可期待的一些事情。我也参与了您团队很多的研究工作,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病毒性肺炎”在我国的疾病特点及临床诊治情况,而并不是这一次疫情才开始关注的,您认为您以前的临床经验对这次疫情的救治,以及开展新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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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

  王一民: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很多网友会非常关心,一个药物有没有效果和安全性,这是两项重要的指标,在“有没有效果”方面,您用第1篇文章发现在体外的活性是非常良好的,而安全性的问题,虽然埃博拉病毒应用瑞德西韦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阳性结果,但至少您刚才提到的“安全性”。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能通过第二篇文章得到的结论。

  下面再说一下我们的研究终点,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采用的是一个7分的复合终点指标,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非常重视“复合终点”。临床医生可能会看到,有些病人气管插管长时间无法脱机;或病人虽然脱离了呼吸机,但离不开氧气;再或者,病人虽然脱离氧气,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院,始终在住院;以及,病人虽然出院了,但是出院后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量化复杂的临床预后?这就需要复合的终点指标。实际上,不仅仅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采用了复合研究终点,我们读文献时,发现对于“脑中风的预后判断”,他们也采取了这种复合终点指标。

  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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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民:我们再谈一谈大家非常关注的“瑞德西韦”这个药,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其实课题组也在非常早就关注到这个药了,也是来自于我们前面去筛查出来的、可能有效的一个药物,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研究设计、伦理审查等等,请您再介绍一下,谢谢。

  曹彬:我们现在瑞德西韦2的研究已经超过了230例,已经达到了中期分析所需要的样本量,但是“达到样本量”和“能进行中期分析”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入组不代表就可以进行评价了,还需要28天的随访,当然也不代表就一定是28天,因为我们的终点是“只要达到临床结局”,我们就可以进行评价。所以,做为研究者,我们也很期待——这230多个病人都达到到临床结局的时候,能不能出现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能够让独立安全委员会做出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如果真能达到这样一个结局时,我们就不需要入组453例病人了,有可能入组400例或者300例就可以了。

  现在也非常高兴告诉大家,我们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已经正式结题了。我们完成了199例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前瞻、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前几天,课题组把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结果向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汇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我们这项研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被国际社会,包括WHO所知晓。我们也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我国下一版的诊疗方案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下面再说一下我们的研究终点,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采用的是一个7分的复合终点指标,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非常重视“复合终点”。临床医生可能会看到,有些病人气管插管长时间无法脱机;或病人虽然脱离了呼吸机,但离不开氧气;再或者,病人虽然脱离氧气,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院,始终在住院;以及,病人虽然出院了,但是出院后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量化复杂的临床预后?这就需要复合的终点指标。实际上,不仅仅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采用了复合研究终点,我们读文献时,发现对于“脑中风的预后判断”,他们也采取了这种复合终点指标。

  这项研究至少给我们一些信心,就是说,瑞德西韦这个药物至少已经在非洲人身上进行过人体试验了,至少我们能看到在非洲人群的药物安全性数据。这就是我们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之后锁定瑞德西韦的一个故事!

  [新闻]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新闻]曹彬:为什么我们团队能够进行这样的临床试验的设计、临床研究的注册、临床研究的伦理批准呢?这和我们十几年的积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积累,我们不可能在大的疫情面前拿出较成熟的研究方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整个团队非常专注于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研究、非常专注于成人社区获得性病毒性肺炎的研究。在2019年,我们团队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其中一个就是对中国13个省的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特别是病毒性肺炎的病毒谱,以及流感病毒肺炎和非流感病毒肺炎的发病情况、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做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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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曹彬:这实际上是指“怎么理解临床研究和临床工作这两者”。我的理解是这样,临床研究实际上也是临床工作,只不过在临床研究工作当中,严格地限定了研究用药能用还是不能用,而且也限定了对照组或所有人群都要按照一个标准规范来进行。我觉得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参加临床研究的话,必须要做出“服从standard”的承诺和保证,这就限定了临床医生一些特别个性化的处方、处置,而医生的这些个性化的处方常常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不反对将有循证医学的治疗加入到临床实践当中,但是如果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如果要参加临床试验,那必须服从standard(标准),不允许过度地使用一些未经证实的治疗手段或药物。

  [新闻]王一民: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样的研究还是积累的结果,是来自于之前大量临床研究和文献阅读的总结和设计,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临床结局的设定。其实在网上,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在2月21日时,您刚也提到了美国NH下面的一个研究所也开始了一项关于瑞德西韦的研究,这项RCT研究当中的结果和我们略有不同,他们提到了一个事情:会有一个中期分析的结果、允许调整对照组的干预。比如说这个药物特别有效,我就把它在中期时就调整为一个对照组,去作为一个试验,来看别的药物是不是能够同样有效。那您觉得怎么看待我国的方案和美国方案的差异呢?

  [新闻]另外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在重症流感这方面,我们团队现在主持了多项重症流感的研究,包括联合法匹拉韦和奥司他韦治疗重症流感,包括我们对重症甲型流感和重症乙型流感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比较。这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都是王业明博士,去年这两项研究已经分别发表于JID和Open Forum Infect Dis。

  [新闻]所以,虽然当时没有确凿的病原学证据,但是大家都很肯定的认为是病毒性肺炎。当然,说一点点病毒学的线索都不知道也不对,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在当时我们到达武汉之前,已经有几例病人外送了NGS(指基因检测),NGS已经出具了一些报告,有的报告直接报了SARS,有的报告说是类似冠状病毒,所以我们来到武汉的时候也接受了这样的信息,结合这组病人临床表现是特别典型的病毒性肺炎,再结合我们获得的这种不全的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些病人认识和了解就锁定在“病毒性肺炎”,而且猜测很有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这就是我们当时和武汉专家组共同的印象。

  [新闻]王一民: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很多网友会非常关心,一个药物有没有效果和安全性,这是两项重要的指标,在“有没有效果”方面,您用第1篇文章发现在体外的活性是非常良好的,而安全性的问题,虽然埃博拉病毒应用瑞德西韦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阳性结果,但至少您刚才提到的“安全性”。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能通过第二篇文章得到的结论。

  [新闻]曹彬:我为什么想提这两项重症流感的研究呢?是因为在这两项研究当中,我们就确定了重症成人病毒性肺炎中,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终点。因为对于前瞻的、随机双盲的对照研究来说,两个要素很重要,第一,确定主要研究终点是什么,因为主要研究终点决定了需要入选多大的样本量。第二,研究人群是什么?实际上我和李兴旺主任作为第一批国家专家组,和武汉有关专家组共同在2020年1月1日执笔了适用于武汉地区的诊疗方案,因为当时病原还不明确,所以这一版诊疗方案名称是“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这是这次疫情的第一版方案,定稿的时间是2020年1月3日凌晨1点,在这一版指南当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什么是轻中度的肺炎、什么是重症肺炎。而我们判断轻中度肺炎和重症肺炎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在针对重症流感肺炎的研究中所掌握的标准。过去几年里,在我们重症流感的救治经历中,这些定义已经应用得很好、很熟练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实际上为以后国家发布的系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提供了蓝本。在“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里,我们明确提出要把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人集中收治在有隔离条件的医疗机构。

  [新闻]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

  [CG插画]另外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在重症流感这方面,我们团队现在主持了多项重症流感的研究,包括联合法匹拉韦和奥司他韦治疗重症流感,包括我们对重症甲型流感和重症乙型流感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比较。这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都是王业明博士,去年这两项研究已经分别发表于JID和Open Forum Infect Dis。

  [清代画家]王一民:我们再谈一谈大家非常关注的“瑞德西韦”这个药,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其实课题组也在非常早就关注到这个药了,也是来自于我们前面去筛查出来的、可能有效的一个药物,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研究设计、伦理审查等等,请您再介绍一下,谢谢。

  [画册设计]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肖像插画]曹大夫,很多医院医生仅仅观察了几例、十几例就能看出效果来了。你这里都200多例了,怎么还不知道效果呢?

  [清代画家]王一民:我汇总了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其实有一个问题,在您刚刚开始介绍我们的研究的时候,跟我们说到了“结局”,很多专家也在关心,为什么这一次轻症时候,我们选择的临床结局是临床恢复的时间,而没有选择大家关注的“轻症到底是不是能遏制到重症”的过程?而重症的临床结局,您刚才解释了,我们用的是复合结局指标,没有选择病死率,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轻症的临床结局的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

  [CG作品]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和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把所掌握的文献、证据和他仔细讨论了以后,张定宇院长非常支持。而且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金银潭医院还有一个GCP研究团队,所以他们在做临床研究的时候是有一定基础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合作。

  [新闻]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新闻]曹彬:为什么我们团队能够进行这样的临床试验的设计、临床研究的注册、临床研究的伦理批准呢?这和我们十几年的积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积累,我们不可能在大的疫情面前拿出较成熟的研究方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整个团队非常专注于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研究、非常专注于成人社区获得性病毒性肺炎的研究。在2019年,我们团队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其中一个就是对中国13个省的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特别是病毒性肺炎的病毒谱,以及流感病毒肺炎和非流感病毒肺炎的发病情况、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做了分析。

  [新闻]现在也非常高兴告诉大家,我们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已经正式结题了。我们完成了199例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前瞻、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前几天,课题组把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结果向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汇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我们这项研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被国际社会,包括WHO所知晓。我们也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我国下一版的诊疗方案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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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王一民: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样的研究还是积累的结果,是来自于之前大量临床研究和文献阅读的总结和设计,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临床结局的设定。其实在网上,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在2月21日时,您刚也提到了美国NH下面的一个研究所也开始了一项关于瑞德西韦的研究,这项RCT研究当中的结果和我们略有不同,他们提到了一个事情:会有一个中期分析的结果、允许调整对照组的干预。比如说这个药物特别有效,我就把它在中期时就调整为一个对照组,去作为一个试验,来看别的药物是不是能够同样有效。那您觉得怎么看待我国的方案和美国方案的差异呢?

  [新闻]另外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在重症流感这方面,我们团队现在主持了多项重症流感的研究,包括联合法匹拉韦和奥司他韦治疗重症流感,包括我们对重症甲型流感和重症乙型流感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比较。这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都是王业明博士,去年这两项研究已经分别发表于JID和Open Forum Infect Dis。

  [新闻]所以,虽然当时没有确凿的病原学证据,但是大家都很肯定的认为是病毒性肺炎。当然,说一点点病毒学的线索都不知道也不对,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在当时我们到达武汉之前,已经有几例病人外送了NGS(指基因检测),NGS已经出具了一些报告,有的报告直接报了SARS,有的报告说是类似冠状病毒,所以我们来到武汉的时候也接受了这样的信息,结合这组病人临床表现是特别典型的病毒性肺炎,再结合我们获得的这种不全的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些病人认识和了解就锁定在“病毒性肺炎”,而且猜测很有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这就是我们当时和武汉专家组共同的印象。

  [新闻]王一民: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很多网友会非常关心,一个药物有没有效果和安全性,这是两项重要的指标,在“有没有效果”方面,您用第1篇文章发现在体外的活性是非常良好的,而安全性的问题,虽然埃博拉病毒应用瑞德西韦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阳性结果,但至少您刚才提到的“安全性”。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能通过第二篇文章得到的结论。

  [新闻]曹彬:我为什么想提这两项重症流感的研究呢?是因为在这两项研究当中,我们就确定了重症成人病毒性肺炎中,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终点。因为对于前瞻的、随机双盲的对照研究来说,两个要素很重要,第一,确定主要研究终点是什么,因为主要研究终点决定了需要入选多大的样本量。第二,研究人群是什么?实际上我和李兴旺主任作为第一批国家专家组,和武汉有关专家组共同在2020年1月1日执笔了适用于武汉地区的诊疗方案,因为当时病原还不明确,所以这一版诊疗方案名称是“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这是这次疫情的第一版方案,定稿的时间是2020年1月3日凌晨1点,在这一版指南当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什么是轻中度的肺炎、什么是重症肺炎。而我们判断轻中度肺炎和重症肺炎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在针对重症流感肺炎的研究中所掌握的标准。过去几年里,在我们重症流感的救治经历中,这些定义已经应用得很好、很熟练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实际上为以后国家发布的系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提供了蓝本。在“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里,我们明确提出要把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人集中收治在有隔离条件的医疗机构。

  [新闻]曹彬: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线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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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彬:对,所以说非常幸运的,我们既拿到了动物实验的有效性的证据,又拿到了在人体试验当中,瑞德西韦的人体安全性的数据,所以说,这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促使我们去联系,在中国开展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

  王一民:这次《阻击新冠 权威在线》的专题,请您来讲关于“新药”中可期待的一些事情。我也参与了您团队很多的研究工作,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病毒性肺炎”在我国的疾病特点及临床诊治情况,而并不是这一次疫情才开始关注的,您认为您以前的临床经验对这次疫情的救治,以及开展新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吗?

  另外,第3项研究就是瑞德西韦1,瑞德西韦1是研究轻症和中度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曹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了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的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启动RCT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王一民:我们再谈一谈大家非常关注的“瑞德西韦”这个药,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其实课题组也在非常早就关注到这个药了,也是来自于我们前面去筛查出来的、可能有效的一个药物,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研究设计、伦理审查等等,请您再介绍一下,谢谢。

  王一民:我们再谈一谈大家非常关注的“瑞德西韦”这个药,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其实课题组也在非常早就关注到这个药了,也是来自于我们前面去筛查出来的、可能有效的一个药物,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研究设计、伦理审查等等,请您再介绍一下,谢谢。

  曹彬:对,所以说非常幸运的,我们既拿到了动物实验的有效性的证据,又拿到了在人体试验当中,瑞德西韦的人体安全性的数据,所以说,这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促使我们去联系,在中国开展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